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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北京商报
宗庆后百亿遗产纠纷案仍在持续发酵。伴随着媒体的报道，“宗氏家族信托纠纷案”起诉书中的更多细节浮出水面：自称宗庆后非婚生子女的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三名原告，已于2024年12月30日向香港高院递交原诉传票，指控宗馥莉擅自处置宗庆后生前在香港汇丰银行设立的21亿美元“家族信托”资产，并申请针对宗馥莉及在英属维尔京群岛（BVI）注册的建昊投资有限公司（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以下简称“建昊投资”）发起临时禁制令。紧接着，剧情迎来“反转”，接近汇丰的知情人士对媒体表示，宗庆后并未在香港汇丰银行以其个人名义设立信托。
这笔信托是否真实存在？口头信托能否被认定生效？建昊投资为何被列为第二被告？为何能进行银行账户支付？信息的繁杂让这场全民信托科普变得莫衷一是。
“口头信托”能否被认定
“信托”是否真实存在成为当前市场关注焦点。根据市场此前流传的信息，该信托以邮件及口头形式指示要求设立，没有提及书面信托契约。
而在境内外法规下，对于信托设立的条款存在明显差异。依据我国信托法第八条，设立信托，应当采取书面形式。而在国外，对于设立信托的形式要件通常有三类，包括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声明形式（或称宣言形式）。
在香港地区，确实存在口头信托的模式。跨境争议解决律师王钰翔指出，香港信托立法本质上承袭了英国判例法原则，并通过本地立法予以规范。信托的设立须满足“三确定性”要求，即意图确定性、标的确定性和受益人确定性，任何一项未能满足则信托无效。但普通法下并不一律要求信托以书面形式设立，对于动产（如金钱）而言，口头信托原则上可被认定为有效，关键在于信托设立人通过口头表达的意图须足够明确，且财产须已实际转移或隔离。
上海美谷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合伙人项方亮律师则从过往判例角度解释道，香港存在信托口头承诺的先例，法院会根据具体情况，依据普通法体系和衡平法原则来判定口头信托是否成立，在Ching Chi Sau v． Yip Woon Yin Judy案中，法院依据当事人之间的书信往来、资金转移记录以及证人证言等证据，推断出了设立信托的共同意图，认可了口头信托的有效性。而在Ip Fung Kuen v.Sam Kee Frozen Meat案中，法院基于家族成员长期共同经营企业、财产混同以及被继承人生前多次口头承诺等事实，判定存在事实信托关系。
不过，在现实认定中，香港法院对口头信托证据的要求极为严格，北京寻真律师事务所律师王德悦介绍，需通过连续行为证据链来证明委托人的真实意愿，实际认定需同时满足委托人明确的设立意图、信托财产的确定性以及受益人权益的无歧义等核心要件。如2022年郑裕彤家族案中，法院依据三次家庭会议录音及后续资金划转记录，认定了价值12亿港元的珠宝信托成立；但2024年船王许世勋遗产案中，尽管法院确认了口头信托的存在，却因涉案股票未从个人账户转至信托专户（仍登记于委托人名下），最终否定了信托的效力。
这也引出了认定信托是否成立的其他几条核心要素，即金额和财产来源等。除了国内外信托成立均必须遵循的“财产合法性”原则之外，在本次事件中，账户资金未达到约定的21亿美元以及来源为“未来分红”也成为市场关注的焦点。
“一般而言，在普通法下，信托资产没有足额达到约定金额不必然导致信托设立失败，除非信托在设立时被严格安排为只在足额汇入约定金额的资金后才能生效。但信托标的必须是确定的，委托人必须清楚地指明哪些具体的财产被置于信托之下。至于能否以‘未来收益’作为信托的标的，普通法下对未来才能获得的财产设立信托的规则非常复杂，一个对未来财产的信托意图，通常只能构成一个‘未来设立信托的协议’，信托本身只有在财产实际取得并被正式划归信托时才能成立。如果委托人只是表达了将未来收益放入一个账户，但并未在每次收益到账后明确执行将其转为信托财产，那么这些收益的信托属性很可能就从未被激活，或者至少很难去证实已被激活。”拥有中国、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英国（英格兰及威尔士）律师执业资格的王钰翔说道。
建昊投资为何成为第二被告
这场财产纠纷中，在英属维尔京群岛（BVI）注册的建昊投资成为关键一环。根据媒体报道，在起诉书中，被告方仅有宗馥莉及建昊投资，且建昊投资的董事为宗馥莉。
王钰翔介绍，BVI司法管辖区以其高度的隐私保护、税收优化以及灵活的公司治理结构而广受青睐，故常被用于离岸信托架构中。
本案中BVI主体被列为第二被告，王钰翔认为，对原告而言具有多重诉讼价值。首先，短期内原告可以寻求法院颁布禁制令，以直接约束作为资产持有主体的BVI公司，禁止其进一步转移或处置涉案账户资金；若原告最终胜诉，譬如法院认定案涉信托成立，则BVI主体将被纳入案涉信托架构中，其账户上的资金将成为信托资产。此外，原告可以在诉讼程序中要求BVI主体披露，或请求法院强制其披露某些原告原本无法掌握的证据，如与案涉信托设立相关的文件、指示记录、公司治理文件以及与银行账户相关的财务记录等。
项方亮认为，企业有可能在资产链中承担持有和管理相关信托资产的角色，因此被列为第二被告的主要考量有防止资产转移以及涉及资金挪用嫌疑，这主要是基于诉讼策略的考虑，为了更好地实现原告的诉讼主张以及查明事实。
值得注意的是，市场也颇为关注为何起诉书仅有两名被告，而未提及受托人。
家族信托的基本结构是委托人将其合法资产委托给受托人，由受托人按委托人的意愿以自己的名义，为受益人的利益管理信托财产。在我国现行金融监管规范下，信托公司是唯一符合资格要求的家族信托受托人。为保证家族信托的运作安全，家族信托结构中还有保管银行、投资顾问、法律顾问、税务顾问及监察人等角色。
而在离岸家族信托中，受托人不仅可以包括专业信托公司，也包含第三方机构（如家族办公室）甚至自然人（如家族成员）。项方亮认为，原告起诉主体少，可能是基于信托设立主体及结构不明、证据收集现阶段的局限性、跨境法律和司法程序的复杂考量。根据司法实践，有可能会根据诉讼的推进增加被告等情形的变化。
但王德悦持不同观点，他指出，若信托确实存在，根据香港信托惯例及《受托人条例》，受托人应作为直接责任主体，原告未将受托人列为被告，显露出其无法提供信托契约、受托人任命书等关键文件，因而被迫回避对信托实体合法性的证明责任。原告选择仅起诉宗馥莉及壳公司并将焦点放在账户变动的诉求，实质上是采取“降维诉讼策略”来规避信托法律关系的审查。
针对媒体报道中的“有接近汇丰的人士透露，宗庆后并未在香港汇丰银行以其个人名义设立信托计划”这一信息，王钰翔认为，“不讨论其他要素，仅就案涉账户银行是否必须知悉或参与信托设立而言，即使该消息源属实，也无法直接得出该信托未能有效设立的结论，最终还是要取决于香港法院的判决”。
资金如何实现划转
除上述焦点外，该纠纷中，一笔108.51万美元的资金转出操作也被重点提及。根据媒体报道，原告方提及，18亿美元的账户资产本是宗庆后生前承诺为他们设立的21亿美元离岸信托的一部分，截至2024年初账户余额约为18亿美元，但随后却于5月有一笔108.51万美元资金转出。
家族信托资产应具备高度独立性，资金管理需严格遵循信托文件约定，由受托人按流程操作，而非由个人直接支配。从法律角度看，案涉信托是否有效设立，直接影响资金划转行为的性质与合法性。
王钰翔指出，若案涉信托未能有效设立，则BVI主体持有的18亿美元资金不构成信托财产。在此情形下，该公司账户的资金转出是否合规取决于BVI主体的公司章程、财务制度以及银行的转账相关程序性规定。
项方亮也认为，如果信托确实没有实际存在，资金划转就会相对简单，账户资金可能被视为一般的公司或个人资产，宗馥莉若能证明自己对该账户有支配权，且资金划转用途合理，如用于公司经营等，就可能顺利完成划转。
假设案涉信托并不是一个仅以口头形式尝试设立的争议信托，而是一个完善的离岸家族信托，具有完备的书面信托契约及风险控制机制，而宗馥莉仍能调动信托资金，王钰翔介绍，常见的情形可能包括：宗馥莉本人担任该信托的受托人，在符合受益人利益及信托目的的前提下，受托人通常享有广泛的酌情权，包括从信托账户转出资金或进行投资活动；该信托为权利保留信托，宗馥莉作为信托设立人在设立时保留了特定权利，并在该保留权利范围内执行资金转移；宗馥莉担任该信托的保护人，离岸家族信托往往为酌情信托，受托人权限较为宽泛，故信托契约中常设置保护人角色，以监督受托人行为，并在特定情形下可以直接向受托人发出指令。当然，需特别注意的是，在设计权利保留信托或指定信托保护人时，必须严格界定设立人保留权利的范围或保护人的权限，避免权利过大而导致信托效力受损。
“如果信托存在，宗馥莉可以通过信托监察人、获得委托人身份或者授权以及满足一定条件下的利益分配等多种形式来实现资金调动。”项方亮也提到。
王德悦则认为，若信托有效设立，宗馥莉需要依赖信托文件中的监察人扩权条款或商业目的例外条款来实现合规流转，但此举存在被受益人质疑滥权的风险。
“对于任何一位身家显赫的富豪，通过一份严谨、详尽的书面信托契约来设立家族信托，是规避法律风险、确保其意志得以执行的标准操作。”王钰翔谈道，“实践中以口头形式设立信托会面临若干操作障碍和法律风险，可能使信托的执行和管理复杂化，例如在该案中，香港法院可能会考虑传唤宗庆后的下属或相关人士出庭作证，但证人回忆可能因时间流逝而模糊、矛盾，或受利益冲突影响，而且大量证人出庭作证也会导致旷日持久的诉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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