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绕有限的外围信息，一些关于娃哈哈家族纠纷的讨论和猜测还在继续发酵。所谓的21亿美元离岸家族信托仍是焦点。8月1日，宗庆后遗产纠纷案将在香港高等法院进行聆讯。
这份信托是否已经完成设立程序？如果信托已成立，是娃哈哈创始人宗庆后生前设立还是据遗嘱设立？口头设立是否有效？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下称“建昊公司”）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没有官方完整信息披露的情况下，影响这些问题答案的因素存在很大不确定性。针对与这些问题有关的法律依据和判例经验，几位资深业内人士为第一财经提供了重要观点。
信托是否完成设立？如果口头设立是否有效？
香港丰裕信托资深合伙人、香港中文大学家族企业研究中心理事余亮恒对第一财经表示，目前从公开信息来看，尚未有证据表明宗庆后在中国香港设立了具有法律效力的正式家族信托。他说，这些可能的证据包括，信托契约文本、受托人安排、资产正式划拨记录等。
那么，如果委托人只是口头设立了信托，是否同样有效？
“在中国香港，口头信托理论上可以设立，但仅限于简单动产且满足信托三要素（委托人明确意图、信托标的明确、受益人明确）的情况，且在实践中极少使用，因其法律风险高、证据不足且难以满足监管要求。书面信托（如信托契约）就成为香港信托设立的标准形式，尤其是涉及不动产、家族财富或跨境资产时，必须以书面形式设立并由委托人签署。”海邦国际顾问集团高级副总裁、知名国际税法专家王文星对第一财经表示。
余亮恒也表示，在中国香港这样的普通法辖区，即使没有书面信托契约，法院在某些情形下仍可能基于当事人的行为与背景事实，承认所谓“事实信托”，包括构成信托（Constructive Trust）或推定信托（Resulting Trust）。此类主张通常聚焦于三项核心判断：设立信托的意图是否明确、信托财产是否可识别、受益人或其群体是否具有可界定性。
对此，余亮恒提到，口头信托被认定有效在过去已有判例。“例如，英国判例Paul v． Constance （1977）中，法院接受设立人多次对伴侣表示‘这笔钱也是你的’，结合共同资金使用行为，最终认定事实信托成立。类似的还有Bannister v． Bannister，虽无书面安排，但基于长期共识与使用模式，法院仍认定信托义务成立。”他说。
余亮恒认为，在宗氏家族案件中，如果宗庆后另外三位子女（宗继昌、宗婕莉、宗继盛）能提供较明确的证据，例如，宗庆后曾反复表达其设立信托、留资安排的意图，并通过资金逐步注入结构中，辅以助理、亲属证言、文件记录等佐证路径，他们是否能在香港法院尝试主张某种形式的构成信托，将成为观察重点。
余亮恒进一步对记者表示，根据近日境外媒体报道的信息分析，从信托实务角度判断，该信托可能处于“意图明确但尚未完成结构设立”的状态，恰好落在香港普通法中可主张构成信托（constructive trust）或事实信托（resulting trust）的判例边缘。只要行为与意图能够被法院采信，即使缺乏正式契约，也可能认定存在信托关系。法院是否采用这一路径，将成为案件下一阶段审理的关键。
“总结来看，当前，从结构线索判断，正式信托未必已经设立。但如果三位子女能围绕‘信托意图、实际安排、配套证据’形成一个逻辑自洽的主张，法院是否采纳‘构成信托’的路径，还需视后续审理与信息披露进一步厘清。”余亮恒认为，更深层的问题是，即使信托路径得以成立，如何通过制度性治理安排，确保信托目的得到真实执行，才是任何家族在面对复杂人际关系与多代接续时，不可忽视的核心课题。
生前信托、遗嘱信托 VS 遗嘱
关于宗氏家族信托的讨论方向，目前除了信托设立形式是书面设立还是口头设立，也有一些猜测指向遗嘱信托。
什么是遗嘱信托？如何判断遗嘱信托是否有效？遗嘱信托与遗嘱会不会冲突？
“如果生前没能设立信托，通过遗嘱也可以设立信托，但是遗嘱必须有效。”复旦大学法学院教授高凌云对第一财经表示，生前信托必须在信托设立人生前具备完全行为能力时设立，遗嘱信托则是根据立遗嘱人的遗嘱，在其去世后设立的信托。
“设立遗嘱信托比生前信托困难，因为首先要有遗嘱，遗嘱中必须有设立遗嘱信托的条款，在立遗嘱人去世后，该份遗嘱必须经法院认定为合法有效，并且要有足够的遗产能够合法设立这个信托。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遗嘱信托都不会成立。”她说。
她进一步表示，生前信托只要有效成立，在立遗嘱人死亡之前转移给信托的所有财产都不属于遗产。换言之，遗嘱中针对任何有效生前信托的财产所做出的任何处分都无效。这也意味着，无论遗嘱和生前信托订立的时间先后，只要生前信托有效成立，这部分信托财产都不受遗嘱左右。
相比之下，遗嘱信托则取决于遗嘱的有效性，只有遗嘱生效，遗嘱中有关设立遗嘱信托的条款也同时生效，遗嘱信托才成立。
“有人以为杭州的诉讼涉及继承，香港的诉讼涉及信托，这种猜测未必准确。毕竟生前信托是否已经设立存在很大疑问，若没有生前信托，即便有可能成立遗嘱信托，那也必须在遗嘱有效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因此继承遗产案件本身就包含了对遗嘱是否有效以及是否有境外信托的判断。”高凌云表示。
她对记者表示：“基于目前有限的消息，（上述案件）在中国香港的诉讼只是为了配合在杭州的诉讼，原告在香港法院申请财产保全，当然保全的理由可能事关所谓的信托。”
有消息显示，香港法院将于2025年8月1日举行预计只会花5分钟时间的聆讯。“香港法院的相关决定估计也是关于是否同意原告提出的禁止被告继续动用账户资金，以及要求被告提供账户信息等要求，并不会针对信托等实体问题作出判决，更多信息需要等待杭州法院的判决。”她说。
建昊公司是什么角色？
有信息显示，在近期与娃哈哈家族纠纷有关的诉讼中，涉及被转出资金的汇丰银行账户所属方JIAN HAO VENTURES LIMITED注册于英属维尔京群岛（BVI），公司设立的初始日期为2020年1月1日，官方地址位于英属维尔京群岛的Vistra Corporate Services Centre，由宗庆后大女儿宗馥莉担任董事。
一位BVI注册服务商内部人士向第一财经证实了上述部分消息。不少分析认为，如果上述家族信托是股权信托，建昊公司可能是上述家族信托的SPV（特殊目的载体）。
那么，建昊公司与上述家族信托是何关系？宗馥莉能够从中划转一笔约108万美元的资金，说明了什么？如果建昊公司账户与信托无关，这家公司承担了何种功能与角色？
余亮恒表示，从注册地、董事设立及账户可操作状态来看，建昊公司更像是一个个人资产平台，而非由信托受托人控制的信托财产。
他进一步表示，在信托架构设计上，普通法体系允许受益人以“群体”方式设定（比如“子女及其后代”），而非逐一列名。SPV董事由家族中核心成员担任，在实务中也属常见，出于隐私、操作便利、家族代表性等考量，并不必然意味着该董事就是唯一受益人。
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董事结构合理，若缺乏相应的信托治理机制（如受托人监督、重大事项需保护人批准、资金流动约束），也容易出现权责失衡的风险。“在不少国际案例中，家族成员担任SPV唯一董事，但缺乏治理制衡，最终会成为法院质疑信托独立性和透明度的关键。”余亮恒说，家族信托SPV董事机制本身并非问题，关键在于是否有与之配套的“信托执行制度”和“权力制衡逻辑”。
高凌云也表示，在股权信托架构下，信托设立人应当将股份作为信托财产转移给受托人。“所以要区分谁是受托人，谁拥有这些股权，谁有资格管理和动用这些股权。无论搭几层架构，最终都要落脚于谁是信托设立人、谁是受托人、谁是受益人、什么是信托财产这些基本问题上。”她说。
法律适用问题是关键
目前的关键信息是，涉诉的建昊公司汇丰银行账户在香港，建昊公司注册地在英属维尔京群岛，宗庆后另外三子女（可能的家族信托受益人）为美国籍，案件诉讼地在中国香港和娃哈哈注册地杭州。
如果信托成立，该信托作为离岸家族信托的法律适用问题是关键。
高凌云表示，很多设立在离岸区域的信托，虽然选择的适用法律是离岸地法，但如果诉讼发生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法院未必会一定适用离岸地法律。她提到，在一些信托法比较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比如美国的纽约州和加州）已有不少基于法院地法的公序良俗（公共政策），适用法院地法，从而“击穿”离岸信托的案例。
此前有资深税法人士对第一财经表示，基于现有信息来看，如果宗氏家族信托确实存在，一个可能的架构是美国税法下可撤销的FGT（Foreign Grantor Trust，外国人委托信托）模式。在FGT转为FNGT（Foreign Non-Grantor Trust，外国非委托人信托）之前，委托人保留着对信托较强的控制权，且信托财产处于“可进可出”状态，因此信托较难因委托人转出资金而被认定为“击穿”。
不过，高凌云认为：“‘外国人委托信托’是指信托设立人一直保持所有权或控制权的信托，这仅仅在某些离岸地能得到保护，如果纠纷发生在其他法域，未必能得到保护。至于美国法律下对这些信托的分类其实主要因为美国税法对某些类型的信托采取特殊税收政策，但诉讼发生在美国时或许很重要，但对于其他国家不具有特殊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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