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隔六年回归，我们与恶的距离究竟有多远？

界面新闻记者 | 王鹏凯

界面新闻编辑 | 张友发

2023年1月，清云县地方法院一片肃静，法官、检辩方、当事人、证人先后入场，台下几乎座无虚席，这是国民法官制度施行以来，第一场可能判处死刑的庭审。庭上这名24岁的嫌犯叫胡冠骏，他因在超市纵火导致五人死亡，被检方指控预谋杀人罪。

这是剧集《我们与恶的距离2》（以下简称《与恶2》）最后的焦点场景。时隔六年，这部现象级的爆款台剧终于在日前迎来第二季。



与前作相似，《与恶2》从超市纵火案这样的恶性事件切入，牵引出案件背后多个家庭彼此交织的命运，并深入探讨了与此相关的医疗、政治、法律等社会议题，可以说，在反思力度上并没有减弱。然而从播出后的反响来看，《与恶2》并没有复制第一季的巨大成功，不仅收视率直线下滑，目前8.4的豆瓣评分相较前作也低了整整1分。

下滑或许来自叙事方式的变化，与第一季聚焦于特定案件和时空的拍法不同，《与恶2》采取了更具野心的多线叙事方式，时间线跨越二十年，人物关系也更为复杂，给观众带来了不小的观看挑战。另一方面，主演之一孟耿如因为前夫黄子佼涉嫌持有未成年色情影片的事件，一度引发部分观众的抵制行动，剧组不得不将她的戏份作了删减。

但这并不意味着剧作不再值得被观看和讨论。当耐心看完整部剧集，会惊讶于故事对社会描摹的深度与广度，它以一种诚实、内省、无奈又满怀希望的笔触记录了时代变迁中的各种问题：问题少年是怎样长成的？罪犯的家人有权利继续生活吗？精神病患要如何回归社会？它甚至在前作的基础上更往前进了一步，更接近剧集的核心思考——我们与恶的距离究竟有多远？我们如何才能更接近理想中的好社会、好生活？

进入恶的内部

法庭上，坐在胡冠骏身旁的是代理律师，第一季男主角王赦（吴慷仁饰）。在第一季中，他曾为另一位少年犯李晓明辩护，后者在戏院随机杀人造成9死21伤。王赦始终想要探寻李晓明的犯案动机，研究恶性事件背后的社会土壤，但为了平息媒体和公众的愤怒，李晓明被提前执行死刑。在枪决当晚，王赦留下了全剧最为出圈的一番自白：“到底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你有标准答案吗？”

在《与恶2》中，我们离王赦的追问更近了一些。通过回溯超市纵火者胡冠骏的人生历程，观众得以进入恶的内部，探知少年凶手是如何长成的——究竟哪些地方出了问题，以及，这个过程中是否存在挽回的可能性？

胡冠骏纵火的起因是与超市店长的一次冲突，他愤怒地将油泼在门口的摩托车上来报复店长，点燃的火势很快蔓延整间超市，酿成惨剧。但这不只是一起冲动犯罪，剧集试图赋予人物形象以更深的复杂性，并将其与儿童养育和精神健康等议题关联在一起。

胡冠骏很小就被确诊有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倾向，此后又发展为品行障碍（Conduct Disorder），主要表现为缺乏专注度和行为控制能力，比如很难集中注意力，在课堂上爱捣蛋。这类病症也会导致个体难以控制情绪，容易做出过激言行，胡冠骏小时候时常会有拿刀吓同学、踢邻居家狗的举动，后来在寄宿学校又因跟室友吵架而放火烧宿舍。

当少年保护官牛祐荷来到学校了解情况时，老师列举胡冠骏的违纪行为，比如指责老师上课混、考试内容太简单。牛祐荷反问老师：“那你觉得他的抱怨有道理吗？”老师表示，胡冠骏很聪明，但作为升学为主的学校，主要采取的是权威式的教育方式。

这一反问像是对观众的提醒：我们对于“好孩子”的认知是需要被问题化的。人类学家许晶在著作《培养好孩子》中指出，当下社会对“好”的观念正在不断发生变化，什么样的表现才会被认为是“好”？这与个体所处的家庭环境和社会文化密切相关。

胡冠骏出生于一个优渥的家庭，从小住在外婆家，青少年时期又被送到寄宿学校，很少与家人见面，因此存在严重的分离焦虑。在家中，成绩优异的哥哥使他进一步感到落差，被妈妈逼着做题时，他常被责骂甚至被关到阳台。哥哥的成功给了父母怪罪胡冠骏的理由：“两个小孩都一样教，为什么哥哥就不会有问题？”

在父母看来，胡冠骏遇到的困难与精神疾病无关，只是因为不够努力。胡冠骏曾在接受治疗后重回家庭和学校，父亲也决定与孩子一起对抗疾病。但父亲的努力只是更紧密地督促胡冠骏学习，并没有在意他的睡眠障碍和情绪困扰，也没有试图理解他在班级受到的不信任和排挤，某天胡冠骏被女同学指控性骚扰，矛盾再次爆发，父亲几乎绝望地说：“我什么方法都用了。”

这让人想到去年上映的香港电影《年少日记》，主人公同样成长于二孩家庭，影片中的少年反复说着“我不是一个重要的人”，最终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胡冠骏看来，身边的人包括父母，都觉得他是个“废物”。他对外界的报复很多时候更像是一种自我毁灭，他有一次去抢银楼，直接留在现场等警察来抓捕；纵火案后，他同样是面无表情地接受各方的审问和劝诫。

人人都有一颗脆弱的心

除了胡冠骏，《与恶2》还讲述了多位身处类似困境的个体。

比如许幸国，他因为事业失利而被妻子一家人看不起，长期酗酒，一度对妻子进行家暴。在被剥夺子女抚养权后，他曾试图戒酒，却再次被工厂和妻子拒绝，这反复刺激着他的自尊心，一种受男性刻板印象塑造的“大丈夫”意识，最终他拿刀威胁妻子，在失控中出车祸身亡。他的女儿简齐蕙就此成为孤儿，并在日后反复陷入创伤应激的情绪中。

这些案件某种程度上正反映出男性在当下社会的失落，而女性在其中同样是受害者。编剧吕莳媛在田野调查时阅读了大量法律文书，她说，自己读到了许多判决书之外难以覆盖的无奈，这很多时候是性别桎梏层层编写出的，在吕莳媛看来，“他（死刑犯）当时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可能比判决书更动人一点。”



另一方面，即使是看似更专业的精神卫生从业者，很多时候也难以处理自身的心理困境，暴露出脆弱乃至黑暗的一面。精神科医生马亦森，因为妻子在超市火灾中离世而长时间处于伤痛和仇恨之中，无法承担关怀他人的照护工作，他和同事都曾在胡冠骏面前情绪失控，做出违反专业伦理的举动，马亦森甚至几度试图谋杀胡冠骏。

这更像是一个普遍性的困境，人人都有一颗脆弱的心。这或许正是《与恶2》采取多线叙事的目的：你总能从中找到自我投射的影子。“我们与这些犯罪的距离，还有我们是不是可能是犯罪的人，一直都是《与恶》的核心。”吕莳媛说道。

这样的视角在当下是尤为稀缺的——直面恶性事件本身，而不是回避。从胡冠骏到罗自强，他们很像我们在新闻里看到的某个当事人，但他们为什么会做出这些事情，他们的家人过着怎样的生活，其中更深层的社会语境是什么？我们都无从探知。

当然，这一切并不是在为凶手脱罪。播出后，不同的声音在评论区涌现，有人不理解剧集对杀人犯的同情，认为“乱世就只能用重典”，也有人在王赦为胡冠骏辩护时评论“祝你和家人下次被烧死”。

在公众观点极化的当下，《与恶2》并没有顺势去讲一个普通人成为恶人的道德故事，而是试图描摹一种伦理上的灰色地带，提醒我们进一步反思人性之恶背后的成因，尽管这很可能是费力不讨好的。时至今日，谁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切的判断，这些理解、共情是他们需要的包容，还是对极端情绪的纵容——我们仍处在这样的道德两难中：你理解了就没办法谴责，你谴责了就没办法理解。

第一季播出后，就有媒体写道：“《我们与恶的距离》的力量，不在顺从，而在挑战。不在取悦观众的眼睛，而在扩展观众的心灵。这部剧为动辄高举正义旗帜、喊打喊杀的社会，提供了多一点点理解的可能，多一点点宽恕的机会。”这段话同样适用于《与恶2》，导演林君阳在一次采访中谈到：“希望大家可以多想一点点，为什么有人会这么无助？”

社会如何接住他们

对于心理问题的关注似乎是当下影视和文学作品的一大趋势，两季《我们与恶的距离》都试图聚焦于精神疾病患者，过去几年引发大量讨论的剧集《她和她的她》《不完美受害人》也将关注点投向了个体的心理创伤和修复。即使是以商业娱乐制作为主的漫威，也在电影《雷霆特攻队》中着力呈现超级英雄的情感障碍。

这背后反映的是当代社会对于道德危机乃至精神危机的焦虑和恐惧。其中存在一个充满伦理争议的重要问题：我们应该如何对待这些存在精神问题的人？如前所述，他们可能会造成恶性事件与社会危害，但另一方面，他们又有着各自的困境和无奈。责任究竟在谁？

人类学家T.M.鲁赫曼在《心分两路》一书中指出，不只是在医学界，整个社会似乎都流行着这样的观点：身体在道德上总是清白的，如果某种事物是存在于心智之中，那它就可以被控制和掌握，而没有办法做到的人就会有道德上的责任。换言之，要人们为自己无法控制的情绪负责，这是正确的吗？《与恶2》用具体而深入的叙事回应了这一问题。

以胡冠骏为例，剧集用大量篇幅呈现了他试图控制情绪、认真生活却又一次次落空的过程，以及其中的具体原因，比如应试压力、同学的排斥、父亲与他断绝关系、租房断供的经济危机，这提醒着我们，在个体努力之外，家庭乃至社会层面的制度性力量同样需要被重视。

在《在角色与非角色之间》一书中，社会学家陈映芳曾指出：不要只谈青少年的所谓“问题”，而忽视社会应给予青少年的权利，后者其实才是前置条件。换言之，当我们谈论青少年的种种“问题”时，很容易陷入所谓的新自由主义观念，即认为个体努力的意义要远胜于他们的成长环境。但正如王赦在法庭的陈词所讲：“我想请问，被告有没有可能靠自己的努力，不要有ADHD，不要忧郁，不要焦虑，不要自我毁灭，不要有反社会人格？”

这些困境不仅属于病患，也关联着我们每一个人。“我们之所以没有堕落，不是因为我们是好人，而是因为我们比较幸运，有许多支撑我们的资源和制度。”一位青少年精神科医生在看完剧集后这样写道。

正如每一集开篇打出的字幕所示：“没有人该是一座孤岛。”这句话引自海明威的小说《丧钟为谁而鸣》，原文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No man is an island）”，林君阳这样解释为何要增加一个“该”字：“（原文）它是一个命定的，是一个神谕。那加了一个‘该’字后，人不该是一座孤岛，似乎就预示着很多人是孤岛，而他不该。”

剧中多次出现这句台词：“只要有那么一点点不能放弃的理由，就该去做。”所以，不论你是精神科医生、社会工作者、律师、政客、教师还是任何身份，这部剧都在提醒人们：去做吧，结果或许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好，但也没有那么糟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