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5年8月27日，美国华盛顿，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见以色列外长萨尔。视觉中国 图
当地时间8月27日，以色列外长萨尔在华盛顿会见美国国务卿鲁比奥。会见后，萨尔在回答记者关于巴勒斯坦建国的提问时表示，“不会有一个巴勒斯坦国。”萨尔的这一表态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12日提到的“跨世代的使命”前后呼应。
在8月12日的采访中，以色列议会前议员沙龙盖尔向内塔尼亚胡展示了一枚印有“大以色列”地图的护身符。当被问及是否与这一愿景有联系时，内塔尼亚胡回答：“我与‘大以色列’构想非常有联系，这是跨世代的历史使命。”
“大以色列”是近代犹太复国主义诞生以来就一直存在的概念，主要是指犹太复国主义寻求复国的地理范围，即从地中海到约旦河两岸的“以色列地”（Land of Israel，希伯来语为Erez-Israel）。1967年“六日战争”以来，它又成为描述以色列及其占领领土的一个概念，其核心是将1967年第三次中东战争的战果永久化，把东耶路撒冷、约旦河西岸、加沙地带、埃及西奈半岛及叙利亚戈兰高地全部纳入新版图，甚至早期犹太复国主义者主张的约旦领土也包含其中，即所谓的“应许之地”（promised land）。
在以色列宣布将军事行动扩展到整个加沙地带，并准备全面占领加沙之际，内塔尼亚胡关于“大以色列”的这一表态立即引起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尤其是以色列周边相关阿拉伯国家的强烈反对。
在推进占领加沙计划之际，内塔尼亚胡抛出“大以色列计划”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基于新一轮巴以冲突（“第六次中东战争”）以来以色列对哈马斯以及伊朗领导的整个“抵抗轴心”的军事优势，同时结合犹太复国主义尤其是修正派犹太主义“以色列地”的固有思想，对以色列国家安全战略乃至整个国家战略进行的大胆调整，其核心是通过领土扩张实现历史上孜孜以求的“大以色列”梦想，强化以色列的国家安全，乃至塑造以色列主导的“新中东”。
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20世纪20年代由泽耶夫亚博廷斯基（Ze'ev Jabotinsky）创立，并在当代被梅纳赫姆贝京、伊扎克沙米尔以及内塔尼亚胡等以色列领导人继承的右翼激进思想，其共同特点是强调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历史权利”的绝对性，否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存在及其建国的合法性，并崇尚实力优先的强权哲学。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是以色列政府在巴勒斯坦领土、耶路撒冷、犹太定居点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否定“两国方案”的思想根源。由此可见，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大以色列”思想从未中断，并成为以色列利库德集团等右翼势力的指导思想。
亚博廷斯基的“以色列地”观念
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诞生于20世纪20年代阿拉伯人-犹太人冲突时期，由泽耶夫亚博廷斯基创立，它以对“以色列地”的诉求为核心，强调军事力量的重要性，进而对一度居于主流的左翼犹太复国主义构成了严峻挑战，同时也构成了以色列政治右倾化的重要意识形态来源和组织保障。由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衍生出的主要组织——政治组织“利库德”集团、军事组织“伊尔贡”（Irgun，原意为“国家军事组织”）都对以色列政治、外交尤其是巴以问题产生了深刻影响。
源于《旧约圣经》的“以色列地”理念是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的核心。根据《旧约圣经创世纪》第15章18节，上帝将埃及河到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土地赐予亚伯拉罕的后裔；《民数记》第34章对犹太圣地“迦南地”（Land of Canaan）东南西北四方边界做出了具体规定。总之，根据圣经，“以色列地”大致位于地中海东南部的约旦河两岸到地中海之间。由于《圣经》中古代地名难以确定，且在不同章节有不同说法，“以色列地”在地理上始终是模糊的概念，但它作为精神理念却成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理想诉求。除《旧约圣经》外，犹太历史上的数度“大流散”（Diaspora）也深化了“以色列地”观念，长期流散的苦难与宗教观念相结合，使犹太人相信必将回归故国重建自己的家园。
19世纪以来，犹太复国主义先驱列奥平斯克（Leon Pinsker）提出了在“以色列地”重建犹太国的构想。随后，现代犹太复国主义之父西奥多赫兹尔（Theodor Herzl）提出了“政治犹太复国主义”，其目标是在“以色列地”重建犹太政权以光复民族，而巴勒斯坦是合适的地点。
亚博廷斯基继承了赫兹尔的理念，主张在“以色列地”即约旦河东西两岸建立一个犹太民族自治实体，包括西岸的耶路撒冷和东岸的外约旦；强调“赎回”约旦河两岸的“以色列地”不仅是以色列人的责任，也是救赎全人类的“试验”。亚博廷斯基还把回归“以色列地”并建立自治政权视为犹太民族自决权的重要部分，强调回归“以色列地”并重新建立一个犹太国家，是犹太人的权利。
此外，“上帝选民”是亚博廷斯基论证犹太复国主义合法性的重要概念。他指出，“以色列地”是上帝所赐，信仰不同宗教的阿拉伯人自然不是“被选中”的子民，因而不具有统治“以色列地”的合法性。亚博廷斯基对1917年英国《贝尔福宣言》承诺的“犹太民族家园”有其独特的理解，他认为“犹太民族家园”应囊括约旦河两岸，也不应排除耶路撒冷等对犹太人有重要历史意义的部分。
为实现犹太人对巴勒斯坦的控制，亚博廷斯基提出了“铁墙”（Iron Wall）理论。他认为，阿拉伯人不会自愿接受犹太复国主义的安排，他们会竭力阻止巴勒斯坦成为“以色列地”，因此要建立牢不可破的“铁墙”来断绝阿拉伯人驱逐犹太定居者的念头；为建立“铁墙”，必须增强犹太人的军事力量。后来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修建“隔离墙”的做法可以明显看到“铁墙”思想的影响。
贝京、沙米尔、内塔尼亚胡：“以色列地”观念的捍卫者和发展者
在亚博廷斯基之后，梅纳赫姆贝京、伊扎克沙米尔、本雅明内塔尼亚胡等以色列政治家进一步发展了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并且作为精神指南铸造了以色列政治中的右翼中坚力量——利库德集团，进而对以色列政治和外交产生了深刻影响。
贝京认为，犹太人对整个巴勒斯坦拥有“不可剥夺的历史权利”，它源自先祖亚伯拉罕与上帝的契约，因此是神圣、永恒、不容违背的权利。他甚至极端地认为联合国1947年第181号决议“肢解我们的家园是非法的”，以色列“永远不会被承认”。贝京把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与其他民族一律界定为“外国人”，强调要实现犹太民族权利，就必须将包括约旦河东西两岸的“以色列地”“从外国人的非法控制下解放出来”；军事斗争而非政治斗争，是争取“家园完整”和犹太人权利的最主要途径。
伊扎克沙米尔作为贝京的“老战友”在以色列政治家中以强硬闻名。1980年，沙米尔就任以色列外长后便提出了关于巴以冲突的“三不”原则：不撤出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领土、不承认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不承认耶路撒冷属于阿拉伯领土。1983年9月，贝京辞职后沙米尔继任总理，同时接替其在利库德集团的领袖角色。
沙米尔对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思想进行了重要发展。首先，他特别强调以具体的定居点方式占据“以色列地”的重要性，强调“犹太复国主义的实现”就是确保犹太人可以在“大以色列”的任何一片土地上定居，这也是以色列至今仍不断推进犹太定居点建设的根源之一。其次，他特别强调犹太人与巴勒斯坦历史的延续性和不可分割，任何把犹太人与其历史家园分割开来的历史观都是在“谋杀历史”。最后，他强烈反对巴勒斯坦建国。沙米尔认为，建立巴勒斯坦国就是在“以色列地”上建立“外国政权”，将严重损害犹太民族权利。
内塔尼亚胡的政治生涯与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密切相关，并成为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政治组织利库德集团的核心政治领袖。内塔尼亚强调要把以色列建设成“犹太民族国家”，致力于实现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建立“大以色列”的目标；坚持以军事实力促和平的观念，反对“土地换和平”；坚持把“反恐”与巴勒斯坦问题联系在一起，将巴勒斯坦哈马斯定性为恐怖组织、对哈马斯领导进行“定点清除”。在这些政策的支配下，以色列在领土问题、难民问题、耶路撒冷问题、犹太定居点问题上采取了更加强硬的政策。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内塔尼亚胡一直否定巴勒斯坦建国的合法性。内塔尼亚坚称巴勒斯坦地区不仅从不存在“巴勒斯坦人”或“巴勒斯坦国家”，也没有巴勒斯坦民族或是文化。在领土问题上，内塔尼亚胡反对工党的妥协，致力于实现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建立“大以色列”的目标。
在和平问题上，内塔尼亚胡信奉强权哲学，强调巴以和平必须通过“威慑性和平”实现。他认为，自以色列立国以来，对以色列发动战争的阿拉伯国家数量呈下降和衰退趋势，其根本原因在于以色列强大军事力量的威慑作用铸造了和平，即“以色列越强大，阿拉伯国家就越有可能同意和平”。因此，内塔尼亚认为只有拥有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才能保持和平，并且反对“土地换和平”。
“大以色列”的实质及其恶劣影响
综上所述，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内涵是强调犹太人完全拥有“以色列地”，强调通过强大实力尤其是军事优势实现犹太复国，否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存在及其建国权利。
亚博廷斯基作为创始人，奠定了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的基本思想体系，其目标是在“以色列地”即约旦河东西两岸建立一个犹太民族自治实体，为实现这一目标犹太人必须通过建立“铁墙”实现对“以色列地”的主导。
贝京、沙米尔和内塔尼亚胡都对修正派犹太复国主义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并各具特色，但强调犹太人对巴勒斯坦“历史权利”的绝对性和犹太复国的合法性，否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存在及其建国的合法性，崇尚实力优先的强权哲学，始终是其核心特征。
“大以色列”观念是以色列内塔尼亚胡政府长期在巴勒斯坦领土、耶路撒冷、犹太定居点问题上坚持强硬立场，否定“两国方案”的思想根源，同时也是以色列企图占领加沙甚至企图把巴勒斯坦人赶出加沙（由埃及和约旦吸收）、加大约旦河西岸定居点建设、扩大对叙利亚戈兰高地的占领、在黎巴嫩南部建立缓冲区等一系列扩张行为的指导思想。据外媒分析，以色列的“大以色列计划”还包括对黎巴嫩、叙利亚、伊拉克、埃及、约旦等周边国家进行肢解和颠覆的更大图谋。
因此，“大以色列”计划的推行不仅会导致巴勒斯坦领土的碎片化，造成大批巴勒斯坦难民流离失所，使巴勒斯坦建国更加困难，而且也是以色列利用“第六次中东战争”就在中东地区进行扩张和控制，进而塑造“新中东”的霸权图谋，势必对中东地缘政治、地区格局、地区秩序产生严重的消极影响。
（本文第二作者王利莘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中东睿评”是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刘中民教授的专栏，坚持现实性、理论性、基础性相结合，以历史和理论的纵深回应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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