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丹青：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困局与微光

学科萎缩与热情消退：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困局

近年来，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呈现出显著的衰退态势，其背后的成因错综复杂。首先，伴随大学人文学科规模的缩减，中国文学相关课程设置与专职教师数量持续减少，年轻研究者的培育环境愈发严峻。以东京大学文学部为例，该学部曾系统开设唐诗、宋词、明清小说等传统中国文学课程，如今却明显调整课程重心，向现代文学与思想史倾斜，不仅教师编制缩减，课程开设数量也大幅受限。在研究生教育层面，中国文学专业长期面临招生缺口，加之学术研究岗位的职业前景不明朗，进一步挫伤了学生的报考积极性。2021年，曾以中国文学研究著称的关西大学也正式取消了中国文学专业的博士课程。

学术团体的发展困境同样突出，相关活动日趋式微。日本中国学会与中国文学会的注册会员数量逐年下滑，学术论文投稿量持续走低，研究成果的发表渠道也在不断萎缩。出版领域的表现更为直观：中国古典文学的新译本及相关研究专著的出版数量锐减，实体书店中该领域书籍的陈列区域也一再压缩。此外，社会与政治层面的影响亦不可小觑——中日关系的阶段性紧张及社会层面滋生的对华负面情绪，导致日本年轻一代对中国文化的兴趣日渐淡漠。

学界坚守与思想启示：突破困局的微光

尽管整体环境不容乐观，但日本学界仍不乏培育青年力量、推动国际交流的积极实践。早稻田大学中国现代文化研究所通过常态化举办国际学术论坛与专题工作坊，为研究生搭建成果发表平台并提供学术支持；京都大学的博士生团队凭借在现代文学与翻译研究领域的扎实成果，斩获日本中国学会文学语言部门奖项，展现出活跃的研究姿态。东京大学则聚焦比较文学与翻译研究领域培育青年学者，其在2024年度主办的中国现代文学主题国际研讨会中，研究生的学术报告获得了学界广泛关注。值得一提的是，东京大学与京都大学还定期联合举办“中文研究交流会”，为跨学科学术对话提供了重要阵地。

在此背景下，中国学者刘争的研究为理解这一学术场域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视角。她长期致力于日本当代思想的研究，以加藤周一为核心研究对象展开系统性探索，其成果为解析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处境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刘争选择加藤周一作为博士论文核心对象，既受到学界对竹内好研究的启发，更被加藤在整体化世界视野中审视东亚问题的特质所吸引 —— 相对于竹内好以“抵抗”为核心的东亚认知，加藤跨越东西方的文化比较与思想建构，对当代跨文化研究更具启示价值。她在著作《“例外”的个体——论加藤周一及其思想》中，以“例外”“普遍的例外”“杂种文化”等核心概念构建分析框架，指出加藤既是兼具“日本人共性”与个体主体性的“例外”存在，这种双重属性恰是战后日本知识人特殊性与代表性的典型体现。

刘争对加藤思想的解读，揭示了日本思想界对“普遍性”与“特殊性”的持续思辨，而这一思辨直接关联着日本学界对中国及中国文学的认知逻辑。她提出，加藤的“杂种文化论”并非简单的文化拼贴，而是强调不同文化要素的有机融合与创造性转化，这种视角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中“中日文化关系”的核心议题形成跨领域呼应。值得注意的是，刘争的研究并未局限于加藤一人，她以加藤为起点，将研究视野扩展至鹤见俊辅、丸山真男等多位日本思想家，曾与国际学者组成研究小组，深入考察思想家成长背景中家庭因素的影响，这种跨时代、跨领域的比较研究方法，为理解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学科生态提供了方法论启示——正如她所言，学术研究应“抓住不同现象下的共通点”，跨越国家与领域的界限接近核心问题。

由此可见，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的兴衰绝非孤立的学科现象，而是与日本思想界对“自他关系”“文化认同”的长期思考同频共振。加藤周一始终追求的“超越历史和国家局限的精神联系”，与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曾有的广阔视野一脉相承；而刘争通过加藤思想挖掘的“多元互动”“平等对话”的文化理念，更可为当下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突破困境提供思想资源 —— 唯有以跨文化视野审视研究对象，才能在学科收缩的现状中找到新的生长点。

2006年5月莫言在关西大学的讲演现场

莫言文学在日本：从译介热到研究热的跨越

青年学者群体中亦有亮眼实践，以朱琳为代表的年轻研究者正开展独立研究项目，其研究聚焦战后日本对中国文学的接受史，通过引入跨学科研究视角，为该领域探索新的学术生长点。在青年学者的坚守之外，中国作家莫言的文学作品在日本的广泛传播与深入研究，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契机 —— 2012年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这一中国文学史上的里程碑事件，不仅让中国文学进一步走向世界，更在日本引发了持续的“莫言热”，成为中日文学交流的重要纽带。

莫言文学在日本的成功，首先植根于数十年持续的翻译出版积累。谈到日本对中国当代作家的译介，不能不提到杂志《季刊中国现代小说》。这个杂志是由日本的中国研究者和爱好者创办的、以介绍中国当代小说为主的纯文学杂志。自1988年山口晃翻译的《枯河》在该杂志刊发，开启莫言作品的日文传播之路后，其几乎所有作品均已译成日文出版，使他成为鲁迅之后在日本被翻译最全面的中国当代作家。在日本中央大学文学部教授中国当代文学等课程的饭塚容先生，从纯文学的角度对中国文学在日本的传播进行了观察，据他统计，这本杂志从1987年5月到2005年7月的18年间，共翻译介绍了中国130多位作家的300多篇小说，他表示这本杂志最能反映日本汉学家选择中国文学的审美标准。

在莫言作品的译介过程中，多位译者功不可没：藤井省三以“魔幻现实主义的中国农村描写”为核心评价莫言作品，1991年的相关论述与日后诺贝尔文学奖授奖词高度契合，打破了早期的负面评价，为莫言文学正名；吉田富夫深耕《丰乳肥臀》等作品翻译，通过体验地域文化、添加详细注释等方式助力日本读者理解，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立松昇一、菱沼彬晁等译者的加入，则让莫言作品的日文译介形成完整体系。1988年《红高粱》获柏林金熊奖并在日本热映，更成为重要推手，使莫言从文学界走向大众视野。

不过，莫言的成功在日本中国文学译介领域尚属少数。“中国的文学作品，除非是宣传得较好的畅销文学，否则再怎么好也很不容易成功出版日语翻译版。”日本翻译家泉京鹿女士说。她提及了自己在日本翻译中国文学“畅销书”的亲身经历：“为了说服日本出版社出版中国文学作品，我们翻译人员要准备各种各样的数据和资料，比如‘在中国上市后销量马上达到五十万册’等一目了然的销量信息，如‘全球好多国家已经决定出版翻译本’等译介信息。无论多么优秀的作品，没有这些客观易懂的数字和信息，也很难翻过日本出版这堵很厚很高的墙。”无论从商业角度，还是从学术角度，中国文学在日本的接受程度相对较低是一个无法反驳的事实，这和日本作家的作品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与刘慈欣《三体》的大众文化属性相比，莫言文学在日本的影响已深度渗透至学术领域，为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注入实质活力。早在1986年，近藤直子便在《中国语》杂志对莫言《透明的红萝卜》展开研究性介绍，称其以“透明清澈的幻想力双眼”穿透人心。截至2017年6月，日本学界关于莫言的研究文章已达约56篇，涵盖文学主题、文体特征、中日文学关联等多元议题，形式包括学术论文、出版导读与访谈。藤井省三既是译者也是核心研究者，推动中日学界交流；张文颖、赵名月等中国研究者则以双语优势，向日本传递中国学界的研究动态。正如谷川毅所言，莫言已成为日本认知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符号，其作品不仅带动了翻译人才的培养，更丰富了日本中国文学研究的议题库，为学科发展提供了鲜活素材。

《三体》的启示与新路径：文学出海的多元可能

回望竹内好（1908~1977）等学者引领的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作为极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与中国文学研究家，他留下《竹内好全集》17卷、《鲁迅》《作为方法的亚细亚》《中国的近代与日本的近代》等重磅成果，其思想与研究对日本学术界产生了深远影响。鲁迅之所以会在日本有着如此之高的知名度，固然和日本高中教材中采用了鲁迅的作品有关，但追溯到最初，还得归功于竹内好等最早一批把中国现代文学引进日本的学者们。彼时在他等学者的推动下，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体系完备、成果丰硕，尽显学术活力。如今虽不复当年盛景，但莫言文学带来的研究热潮与交流契机，加之青年学者的探索与刘争等跨文化研究者的思想助力，为学科复兴提供了多重可能。

值得探讨的是，《三体》在日本翻译出版的成功，能否成为带动学界关注中国文学的另一股力量，答案似乎并不明确。这部作品的热度更多停留在大众文化传播层面，与学界对中国文学的系统性关注之间存在明显断层 —— 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的衰退源于学科缩减、师资不足等结构性问题，这些并非单一作品的市场热度所能扭转。《三体》的受众以科幻爱好者为主，其传播逻辑与传统中国文学研究的学术评价体系、课程设置体系关联较弱，难以直接转化为学科发展的实质动力。不过它或许能提供间接助力，如果能借此激发部分年轻群体对中国文化的基础兴趣，或推动学界将通俗文学纳入研究视野，不失为一次契机。

尽管中国当代文学在跨文化传播中面临不少困难，但许多新生代中国作家的作品依然能跨越国界，被介绍到日本。有关中国当代文学的研究课题，虽数量有限，但从未中断，始终在学术领域占据一席之地。

在跨文化交流中，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者发挥了桥梁作用。他们凭借学术热情和专业能力，克服语言与文化差异带来的阻碍，把中国作家笔下的时代特征与人性思考准确传递给日本读者。正是这些研究者的坚持与投入，让中国当代文学在日本保持了一定的传播活力，为两国文化交流保留了重要纽带。

值得关注的是，除了学界的桥梁作用，日本作家群体也为中国文学出海提供了新的参照路径。日本最年轻芥川奖得主绵矢莉莎（19岁凭《欠踹的背影》获奖）近年对中国文学表现出深度兴趣，其以创作者视角展开的跨文化实践颇具启示意义。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她日前在银座单向街书店与中国青年作家的互动活动人气爆棚，这场活动的特殊价值远超普通文学交流——银座作为日本核心文化地标，坐落于此的单向街书店并非本土业态，而是由中国企业出海组建的文化空间，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中国文化“主动走出去”的鲜活注脚。

不同于传统书店单纯的图书陈列功能，这家书店以中国文学为核心纽带，常态化举办作家对谈、作品分享、翻译沙龙等活动，既系统性引入中国文学资源，又为中日创作者搭建起面对面的对话平台，让中国文学从“纸面翻译”走向“现场交流”，打破了跨文化传播中的语境隔阂。当绵矢莉莎这样具有国民认知度的日本作家在此与中国青年作家畅谈创作，不仅让《魔道祖师》这类中国作品通过创作者的解读触达更广泛的日本受众，更让书店成为日本读者与研究者近距离接触中国文学的“活态场域”。绵矢此前便因关注中国文学的家族伦理刻画与类型融合特质获得创作灵感，而书店提供的互动场景则让这种文化共鸣进一步落地——它不仅销售书籍，更培育着日本社会对中国文学的兴趣土壤，为日本的中国研究补充着“民间视角”与“当代素材”，成为学界研究之外，推动中国文学在日本传播的重要实体媒介。这种创作者间的双向互动与书店这类跨文化平台的支撑形成合力，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出海的新路径。

以作品为基、以开拓为要：学科复兴的核心方向

毋庸置疑，文学领域的跨文化理解，必须以优秀作品为前提 —— 没有经得起推敲的作品，任何深度交流都无从谈起。有些作品可能短期内受到关注，但如果缺乏真实的思想内涵和过硬的艺术品质，终究会在时间的考验下被淘汰，无法在文学史上留下影响。只有扎根时代、聚焦人性的作品，才能真正突破语言壁垒，成为跨文化交流的可靠载体。

说到底，学界不应只停留在对文学“黄金时代”的怀念中，而应秉持开拓精神，构建超越前人的学术新体系。这种开拓性体现在打破传统研究框架、发掘被忽视的文学资源、搭建更开放的交流平台等方面。唯有这样，才能为日本的中国文学的跨文化传播持续注入动力，这也是推动该学科实现复兴与发展的核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