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作为美国历史上首位具有鲜明非传统政治背景的“素人”总统，其以反建制属性为核心的政治行事逻辑、选民“基本盘”特征及内外公共政策实践等议题，始终是学界持续聚焦的热门议题，相关研究已形成丰富的理论积淀与经验探讨。然而，既有研究多聚焦于民粹主义动员的实践路径、以经济、族裔裂痕为核心维度的选民诉求回应机制等传统分析框架，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宗教这一在美国政治生态中具有结构性影响的关键变量。
而就美国特朗普的行事风格而言，一个奇特的政治现象是：尽管特朗普的日常表现与福音派心目中的道德榜样相距甚远，但是，从2016、2020、2024年三次大选的投票倾向调查来看，白人福音派是特朗普宗教支持基础的绝对核心，而新教的其他派别与天主教，也呈现出支持特朗普的政治态度。而且，在白人福音派群体中，对特朗普支持度最高的反而是对个人敬虔度和私德要求甚严的正统派。在这样的悖论背景下，白人福音派何以成为特朗普的支持者？而特朗普又是何以将基督教作为自己形象建构的思想资源？
一、总统地位的升格与特朗普的合法性困境
在美国政治发展的历史脉络中，总统的民意定位与角色属性并非始终如一，而是历经了深刻转型，这一过程不仅折射出美国政治体制的内在演进逻辑，更触及“宪政共和国”（constitutional republic）向“大众民主”（popular democracy）转型的核心命题。
就美国革命的历史研究而言，学界通常认为，同革命时期的“人民主权”相比，美国宪政体制的初始设计更强调建构社会秩序，蕴含鲜明的“反直接民主”特质，这一特质在美国革命史的学术研究中，多数学者已形成共识：相较于革命时期所彰显的“人民主权”理想，1787年宪法所确立的宪政体制则建构了旨在维系政治秩序有效的“共和制政体”，内嵌鲜明的“反直接民主”特征。而这一互相矛盾的特质构成民选总统地位后续升格的历史起点。具体而言，制宪初期的政治架构呈现多重“去大众化”特征：参议员由州议会间接选举产生而非公民直选；总统选举依托选举人团制度而非直接民意表决；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实行终身任职制；投票权被严格限定于有产白人男性群体；联邦层面未设立公民直接提案、罢免及公投等直接民主机制。上述制度安排表明，美国制宪会议的核心诉求并不在于实现《独立宣言》中的激进民主主张，而是更为强调过滤原生的“激情”民意，制约多数意志对政治秩序的冲击。在制宪会议的讨论中，国会成为联邦权力的象征与民意代表机构，总统的行政权处于相对克制状态，其行政权被视为“制约国会”与“守护人民及公共利益”的工具。
然而，正是因为“人民主权”价值观逐步深入人心，早期美国政治信奉共和主义原则下的“杰斐逊民主”，在19世纪30年代逐步转向倡导大众民主的“杰克逊民主”，“总统直接代表人民”的观念在政治精英群体与普通民众中日益普及。随着现代国家治理复杂度的与日俱增，选民对总统的政治期待同步提升，这一现实推动美国民主进一步演进为20世纪以来政治精英与民众普遍认同的“民意政治”。相应地，美国总统的自我角色定位也发生根本转变，从立宪时代的“宪法执行者”转型为“民意的解读者”与“民意的代言人”。这一历史演进为特朗普的政治形象建构提供了宏观背景。
特朗普作为具有反建制属性的素人政客，其与传统职业政客的核心差异体现在三大维度：缺乏主流政治精英圈层的历练经历、对建制派的对抗姿态、对非传统媒介的高度依赖。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其具有争议性的施政风格与行为举措引发美国建制派的强烈抵触，典型例证之一便是时任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在公开场合撕毁特朗普总统的国情咨文演讲文本这一标志性事件。而在2020年总统竞选失败后，特朗普始终坚持拒绝承认选举结果，尤其是在2021年“国会山骚乱事件”爆发后，其行为不仅构成了对美国民主宪政秩序的直接挑战，其亦彻底遭到建制派的排斥，其中以民主党建制派的排斥姿态尤为显著。这些特质使得特朗普在执政合法性的建构过程中，有别于传统政客依赖政策共识或建制支持的合法性获取路径，而是高度依赖“政治形象塑造”这一中介机制，建构一个“民意领袖”形象，以摆脱既有建制的排斥。
二、特朗普支持者的群像梳理：基于宗教维度的分析
从宗教信仰格局来看，美国与欧洲多数国家的世俗化演进趋势存在显著差异——尽管美国基督教信仰在近年呈现一定程度的衰退态势，但从人口信仰结构来看，美国依旧是基督教信仰群体占比超过60%的国家，基督教仍为其主流信仰形态。（见下图）。而且，23%的美国成年人自认为是福音派新教徒。因此，基于宗教维度对特朗普的核心支持群体进行分析，构成了理解其政治支持基础的一项至关重要的观察视角。
根据皮尤研究中心针对美国不同宗教群体总统大选投票偏好的调查，在2024年美国大选中，白人福音派是特朗普宗教支持基础的绝对核心，而新教的其他派别与天主教，也呈现出支持特朗普的政治态度（虽然拜登宣称自己信仰天主教）。而民主党的核心支持者集中于少数族裔基督教选民，非基督教群体（含无神论者）亦呈现出明显的支持倾向。而且，宗教参与程度越高的选民，越倾向于在大选中将选票投给特朗普。而且，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政治倾向在特朗普参加的2016、2020、2024年三次大选均保持稳定。由此可见，从宗教维度而言，特朗普的绝对“基本盘”应为白人福音派选民，而相对“基本盘”应为白人基督教选民。
图为皮尤研究中心针对美国2024年总统大选中不同宗教群体的投票偏好调查。图片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然而，选民投票的政治动机也值得分析。进一步分析宗教群体的投票动机可知，选民对特朗普的支持并非单纯源于基督教身份认同，而是依赖于特朗普对基督徒核心政策诉求的精准回应。根据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总体而言，大多数美国基督徒一致认为，“好基督徒”不需要对特朗普持特定观点：80%的美国基督徒认为，虔诚的基督徒也可以对特朗普持有不同意见，而11%的人认为反对特朗普是成为一名好基督徒的必要条件。这一数据表明，基督教身份本身并不直接转化为对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若要维系宗教群体（尤其是白人福音派）的长期支持，必须通过持续释放政策信号的方式，精准回应其核心诉求。其中，白人福音派的政策立场具有特殊性——该群体在气候变化、移民政策、政府对低收入群体援助、高收入群体税收等关键议题上，表现出显著的保守主义倾向。因此，从特朗普的基本盘选民结构与其投票行为动机来看，特朗普确有必要在公共政策议题上明确回应白人福音派及白人基督教选民的诉求。
图为皮尤研究中心针对基督教选民对美国大选政治态度的调查。图片来源：Pew Research Center
三、2016大选：从“叛逆者”到“居鲁士”的形象建构
奥巴马执政八年的政治遗产，在白人福音派群体中催生出复杂且尖锐的身份焦虑与利益失落感。这一占美国总人口约四分之一的社会群体，以基督教保守教义为价值锚点，其核心诉求集中于堕胎限制、传统婚姻制度维护等议题。但民主党政府推动的医保改革扩容、同性婚姻合法化等政策，以及对非法移民、少数族裔的过度包容态度，被福音派解读为对其信仰体系与生活方式的系统性侵蚀。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曾批判，身份政治运动已呈现矫枉过正的倾向。当以进步主义为核心的“政治正确”（politically correct）成为主流话语与建制派的政治共识，白人福音派的保守诉求被贴上“非理性”标签，在两党建制派主导的政治框架内失去了表达渠道，面临空前的身份焦虑与利益失落感。在焦虑情绪的驱动下，白人福音派以末日论的角度看待2016年的总统选举，以寻求权力保护和重现昔日荣光。正如福音派领袖罗伯特杰夫里斯（Robert Jeffress）在一次大选前集会中所说的那样：“我相信，此次选举是我们国家最后一次扭转现状的机会。”特朗普的非建制、甚至反建制特点，恰好迎合了新教福音派，尤其是白人福音派选民的核心诉求。
于特朗普而言，其政治形象的塑造可以分为两个部分。首先，特朗普刻意与建制派的“政治正确”主张划清界限，以基督教民族主义的政策主张拉近与白人福音派的距离。2016年1月18日，特朗普在全美最大的基督教大学——自由大学（Liberty University）发表演讲，强调自己“不必做到政治正确”，并明确提出“要保护基督教”。尽管在这次集会上，特朗普仍然错误引用了《圣经》中的文字，但参加集会的几名学生并没有因为特朗普的经文失言而责怪他，反而称赞他试图与宗教听众建立联系。在2016年竞选过程中，特朗普持续通过公开演讲、社交媒体（如推文）构建基督教民族主义特定叙事，频繁将基督教宗教术语与美国国家概念共现，出现“We are one nation under God”等表述。而且，除了竞选话语层面的支持，特朗普还成立了一个名为“福音派咨询委员会”（Evangelical Advisory Board）的机构，吸纳了多位颇具影响力的白人福音派领袖，听取他们在宗教问题上的政策意见。特朗普的这一坚定表态令白人福音派感激涕零。
进一步而言，为精准回应白人福音派的生存焦虑与文化恐慌，特朗普构建了以“他者威胁”为核心的竞选叙事，通过系统性激化群体间的身份对立，塑造自身“危机拯救者”的克里斯马型领袖形象。在2016年竞选议程中，他针对特定群体释放的激进言论构成这一策略的核心载体：一方面，对伊斯兰教信徒提出“全面禁止入境”的极端政策主张，将宗教身份与国家安全风险进行刻意绑定；另一方面，以污名化叙事定义墨西哥移民群体，宣称其“多为毒犯、杀人犯与强奸犯”，这种违背事实的表述本质上是对福音派文化防御心理的精准迎合。与这种焦虑情绪相应，特朗普“让美国再次伟大”（MAGA）的口号则更体现出强人色彩，因此相较于宗教虔诚本身，更能切中白人福音派的脉搏。由此，在白人福音派支持者心目中，尽管特朗普的个人行事风格与公众认知中基督徒的典型形象存在显著差异，但其精心构建的宗教叙事有效消解了这一认知矛盾。新教福音派援引宗教神学中“工具性救赎”逻辑，传递“上帝常借不完美之人践行完美计划”的核心论调，完成对特朗普宗教合法性的建构。这种叙事范式与古波斯国王居鲁士的历史隐喻形成互构：居鲁士虽非犹太教徒，却因推动犹太人重返故土被视为“上帝的仆人”，而特朗普则被福音派赋予“当代居鲁士”（modern-day Cyrus）的舆论定位，其核心在于强调其“拯救美国传统价值”的政治功能优先于个人信仰属性。
四、2024大选：“殉道者—斗士—被拣选者”的形象建构
特朗普2024年的竞选进程，实质上从其拒绝接受2020年总统选举败选结果时便已开启。在此期间，特朗普及其团队广泛运用基督教意象，将特朗普的“政治围剿叙事”与基督耶稣受难的宗教叙事相融合，将自身及支持者群体定位为遭受主流政治力量、媒体机构联合迫害的“殉道者”。这种高度情绪化的“悲情叙事”在其核心支持群体中激起了强烈共鸣。对他们而言，特朗普所遭受的刑事审判与国会听证，不是法治过程，而是政治迫害的体现，特朗普是“蒙冤受屈的无辜羔羊”（约1:29）。而特朗普咄咄逼人、语出惊人的竞选风格，不但未引发反感，反而被视为“恢复正义”的必要强硬手段。例如，曾代理2021年1月6日国会山事件参与者的右翼律师在社交平台推特（X）上公开宣称：“正如基督被钉十字架，并在第三天复活，特朗普也将如此。”（见下图）类似的宗教化比较在保守派政治圈中并非个例，佐治亚州众议员玛乔丽泰勒格林、TPUSA Faith创始人查理柯克，乃至特朗普本人的律师团队，均曾在公开场合做出类似表述。
图为美国右翼律师于当地时间2023年3月18日在社交平台推特（X）的发言，将特朗普面临的司法调查类比为基督受难。图片来源：X
在2024年大选中，特朗普成功地为自己塑造了一个全新的政治身份：既是体制打压的殉道者，也是不屈不挠的斗士。他的竞选定位已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民主党挑战者，而是一个“被政敌非法剥夺权力”的合法领导人，一个誓言要为支持者（包括参与国会山暴力事件者）讨回公道的“政治斗士”。在这一叙事框架中，特朗普将自己描绘为遭受“深层政府”操控下的制度性打压的牺牲品，而他所代表的不仅是共和党阵营，更是“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美国人民”的唯一拯救者。他宣称，唯有自己能“拯救美国”，清除“腐败体制”，惩罚那些利用司法、媒体、和行政手段破坏民主的人。
2024年7月13日特朗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巴特勒市遭遇的未遂刺杀事件，客观上帮助特朗普及其竞选团队塑造了一个当代的“被拣选者”，作为他竞选活动的象征性形象。事件发生后，特朗普本人、其竞选团队及支持者群体迅速形成统一叙事，将此次“与刺客子弹擦肩而过”的经历诠释为“神意的认可”，为特朗普已具宗教化倾向的政治形象增添了准宗教式的狂热色彩，进一步强化了其民粹主义竞选中的弥赛亚式基调。特朗普多次在公开场合强调：“我能从枪击中幸存下来，是因为上帝站在我这边”“是上帝阻挡了子弹”。在许多支持者眼中，这一刻已经超越了政治竞选的范畴：特朗普不再仅仅是一个总统候选人，而是一个与他们同样遭受主流政治力量压制的“殉道者”，一个能够代表他们与民主党所代表的“政治正确”（politicalcorrectness）价值观战斗到底的斗士，更是“神所使用的器皿”（God's chosen vessel）。他们必须与特朗普站在一起，一起来“夺回我的祖国”（take my country back）。宗教狂热与政治悲情成为特朗普2024年竞选的主旋律。
图为一则来自美国共和党（GOP）官方账号的帖子，内容为纪念特朗普在遭遇枪击事件一周年时的发言，并配言“A bullet missed, but purpose prevailed.By the grace of god, he was saved - to save America”。图片来源：Instagram
特朗普“殉道者—斗士—被拣选者”形象的成功建构，直接引发了其支持者群体的身份重构。在这一形象体系的影响下，特朗普的核心支持者不再是传统意义上依附于共和党党纲、意识形态或政策议题的“共和党人”，而是形成了以特朗普个人为核心依附对象的“特朗普共和党人”（Trump Republicans）。甚至，在刺杀未遂后，在新教福音派眼中，特朗普俨然已经成为“殉道的弥赛亚”，而竞选搭档万斯更被视为使徒保罗。因此，宗教叙事成为其个人政治形象塑造的核心逻辑。并在其执政阶段进一步延续，例如在第二次总统就职典礼上，特朗普融入大量基督教意象，甚至以“上帝拯救了我，让我让美国再次伟大”的表述，将自身政治使命与神圣感召相绑定，进一步强化了其政治形象中的宗教维度，甚至被个别激进声音（如福音派）比喻为“救赎再临”式的政治事件。
五、特朗普形象建构对其内政外交的影响
前文分析表明，特朗普的政治合法性已与基督教保守主义形成深度绑定。相较于2016大选以“符号化互动”（如竞选集会祈祷、宗教议题表态）维系福音派支持的模式，2024年大选后其宗教—政治融合策略呈现“制度化深化”特征——即突破偶发式动员，通过正式行政建制构建长期化、机制化的宗教-政治联盟网络，这一转向进一步巩固了其“基督教价值观捍卫者”的形象基底。2025年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设立“白宫信仰办公室”（White House Faith Office），由其核心灵性顾问、福音派牧师宝拉怀特（Paula White）主导。该机构的核心职能被明确为“监测并打击联邦政府内部的反基督教偏见”，其制度设计暗含双重政治逻辑：一方面，通过官方机构为福音派提供常态化政策参与渠道——信仰领袖可直接介入教育、社会福利等领域的政策制定，实现福音派对“传统价值观保护”的诉求转化；另一方面，将“反基督教偏见”议题正式纳入行政议程，使特朗普的宗教形象从“口头承诺者”升级为“制度保障者”，强化其与福音派的利益绑定。路透社相关报道亦提及，特朗普签署该行政命令的核心意图在于“以制度形式锚定基督教在国家治理中的特殊地位”，这与2016年竞选期间“捍卫美国传统”的叙事形成跨周期呼应。
从内政维度看，特朗普宗教形象建构的政策影响集中体现为两大方向：其一，传统价值观的“政策化复归”。依托白宫信仰办公室的协调功能，基督教保守教义向公共政策领域渗透加速，具体表现为在堕胎权议题上推动州级限制法案、在公立教育中放宽宗教内容教学限制、在社会福利政策中强化“家庭本位”的基督教伦理导向——这些举措本质是将福音派的价值诉求转化为制度性安排，既巩固特朗普“价值观守护者”的形象，也通过政策回馈维系核心选民支持。其二，主体族群利益的“显性倾斜”。基于“美国传统=基督教文明+白人昂撒族群核心”的隐性叙事，特朗普政府在移民政策（如收紧拉美移民准入、强化边境管控）、就业政策（如推动制造业回流以优先保障白人蓝领岗位）中明确偏向WASP（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群体利益，实质是通过“打破政治正确”的政策实践，将宗教形象建构与族群利益诉求相融合，进一步强化“为被忽视群体发声”的民粹领袖形象。
在外交领域，特朗普的宗教-政治形象建构则塑造了“利益本位+文明叙事”的双重外交逻辑：一方面，不同于民主党的“结盟”策略，而是呈现“美国优先”的强硬利益导向。其外交政策显著弱化意识形态与盟友情谊的绑定，转向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务实干预——如要求北约盟友提高军费分担比例、退出《巴黎协定》等多边机制、对贸易伙伴加征关税，本质是将“捍卫美国利益”与“强人领袖”形象相耦合，而宗教形象则为这种“背离多边主义”的行为提供隐性正当性（如以“保护基督教国家利益”为由调整对中东政策）。另一方面，强化“文明二元论”的敌友界定，重构美国“基督教”灯塔形象。特朗普政府在对外话语中常以“基督教文明捍卫者”自居，将美国与伊斯兰世界、非西方文明的冲突简化为“文明存续之争”，如延续对中东穆斯林国家的入境限制、在俄乌冲突中强调“基督教国家团结”，这种叙事既呼应了福音派对“文明威胁”的焦虑，也通过“敌友清晰化”的外交策略，进一步巩固自身“危机应对者”的领袖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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